论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没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
首先,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次,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指明了道路,而且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建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先导。
再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三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因为:第一,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同属于一个科学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具体表现形式的阶段性概括。第二,它们在理论基础、原则立场、思想方法、历史使命、基本主题等方面是高度统一的。它们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它们都集中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们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
最后,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和振兴的精神支住,它将继续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奋斗。
(1)论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没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
首先,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次,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指明了道路,而且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建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先导。
再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三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因为:第一,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同属于一个科学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具体表现形式的阶段性概括。第二,它们在理论基础、原则立场、思想方法、历史使命、基本主题等方面是高度统一的。它们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它们都集中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们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
最后,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和振兴的精神支住,它将继续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奋斗。
毛泽东是无人能比的,他“才演东坡王安石,又饰李白与杜甫。长征路上当诸葛,到达延安作孙武。扮演孔子写两论,独尊马列学汉武。自己动手写经书,胸怀大志演佛祖。”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说来,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就是“两论夺江山,七论定天下”。“两论”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七论”就是《反映论》、《对应论》、《工具论》、《智力论》、《谋略论》、《创新论》、《人才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政治革命,是夺取政权;第二阶段是哲学革命,是占据物质工具制高点和精神工具制高点。发展科学技术、信息技术革命,就是抢占物质工具制高点;哲学革命就是从根本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抢占精神工具制高点。哲学革命就是改变原有的哲学观念,把真理和科学统一起来。真理和科学都是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真理就是科学。
真理和科学是分层次的:哲学理论反映绝对真理,它适用于任何事物和任何时候,它在宇宙范围内“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在社会范围内“放之四海而皆准”:各学科、各行业和各个方面的理论是在比较具体的范围内,相对于一定的情况而准。科学的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多了就会产生“手表效应”,结果等于没有哲学。
现在的状况,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哲学繁荣,实际上是哲学泛滥。因为一家有一家的哲学,一派有一派的哲学,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哲学,一个方面有一个方面的哲学,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的哲学,照此发展下去,恐怕连屁也要有哲学。这样发展起来的哲学还有用吗?
再说中国的特色是信仰“龙凤呈祥”,龙施神威平定万里疆域,凤展智慧决胜千年之外。孔子思想、中医理论、孙子兵法等,都是“决胜千年之外”的典范。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高举这个旗帜,明天高举那个旗帜,不停地变换旗帜,到头来就等于没有旗帜。所以,根据对应规律,旧中国有旧中国的论语,新中国有新中国的论语。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政治革命的论语,《反映论》、《对应论》等理论是哲学革命的论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也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学生,我只是帮老师续写新的论语而已。我这里说的“反映”,是从它的本义出发的。“反映”的本义就是“反照”,比喻把事物显示出来。
从实践到理论,就是从具体到抽象,是发现真理;从理论到实践,就是从抽象到具体,是运用真理解决实际问题。知道这个奥秘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续写新的论语。按照科学的方法,设想自己站在宇宙之外看宇宙,把宇宙分为自然形态、社会形态和思维形态这三个大系统,我们就可以知道物质与精神相互转化、相互反映。知道哲学上的对应规律是宇宙中传递、交流和储存信息的规律。再往下就可以知道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谋略也是方法,是工具也是载体,是思想也是语言,等等。哲学革命,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各学科、各行业和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提高效率。哲学革命实际上就是精神工具方面的“信息技术革命”。(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发电子邮件,已写好的论文暂时未能发送出来,对不起大家,不好意思,谢谢)
浅析企业人本管理的必然法则
——从企业管理演进,看毛泽东管理思想
文良玉
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所谓的企业管理,最终就是人事管理,对人的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代名词”。其所谓“人事管理”或“对人的管理”即人本管理,就是将企业与成员协同发展作为目标,以公平和谐的劳动关系作为协作基础,以启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激励手段,从而,激发人自觉、努力、积极地工作,进而实现企业与成员共同发展企业管理方式。这一方面,在于生产组织者是否视人的因素高于物的因素(本文不将此作为讨论重点);另一方面,在于人力价值是否已超过了物力价值,物力因素是否要依赖于人力因素。从企业管理发展演进及其规律看,管理方式总是由生产中人力价值相对于物力价值所规定。当人力价值大于物力价值、物力因素依赖于人力因素、人事重于物事的时候,企业管理就是“人事管理”,“对人的管理”就成为企业管理的代名词,从而,管理法则也就是对人的法则,并要进行划时代的变革。
就是将人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以组织与人协同发展作为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进而带动组织发展作为管理中心任务的企业管理方式,
一、企业管理的发展演进
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人力价值已发生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即由劳动力阶段、活机器阶段、人力资源阶段到人力资本阶段。随之,企业管理(或生产管理)也由“对物的管理”逐步演进到“对人的管理”,管理法则由“敬物、至私、控制”逐步转向“敬人、至公、协作”。
1、劳动力阶段。农业经济时代,生产主要依赖于土地,土地被地主占有,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为了生存只有为地主劳动。地主拥有了土地就可以拥有劳动者,尤其当地少人多、劳动者不能自由迁徙时,劳动者只有任由地主左右,收益也任由地主支配。这一阶段劳动者价值只有体力,并依附于土地,且没有地位。生产管理就是开发、守住并按照四时利用好土地。管理法则只是敬土地、只需要由地主或代理人直接控制。
2、活机器阶段。工业经济时代,生产一样主要依赖于资本等物质资料,并为资产者占有,无产者为了生存只有依赖于资本,资产者比照市场价格支付工资就能购买到劳动者。这一阶段人力价值主要还是体力,并依附资本,但由于熟练与非熟练劳动的价值有了差别、企业在市场中有了竞争、劳动者出卖劳动有了一定的选择空间,还由于工资报酬几乎成为劳动者的全部追求,因此,生产管理就要有一套法则既保证资方的利益,又能渴求。因而产生了科学管理。比较劳动力阶段,对劳动者已由直接控制进而转向以等级制度、操作工序、劳动定额及“胡萝卜加大棒”进行间接控制。“对物的管理”仍为重心,资产者对劳动者需要做一些妥协
3、人力资源阶段。后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并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管理再用“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已不太灵验了;而且,科技成为企业竞争取胜的重要因素,拥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成为企业实力的象征,技术劳动和资本的有机结合成了企业利润的源泉,对技术性劳动无法采用监控方式;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权利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时出现了像IBM托马斯•J•沃森这样的“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企业家”,认为发挥劳动者的潜力不仅要有物质刺激,还要有对员工的关心与善待,应给一定的安全保障、归属感和管理参与权。这一阶段生产不仅要重视“对物的管理”,同时还要兼顾“对人的管理”,要考虑人的多种欲望和需求。
4、人力资本阶段。知识经济时代,人力价值超越了物力价值,社会的生产资料也较为充裕,资本往往只是企业的启动资金,并还可以通过风险投资、金融租赁等获取,企业更需要有不同专业、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相互合作。正如比尔•盖茨所说:“如果把我们最优秀的20名员工拿走,我可以说微软就是无足轻重的公司”。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知识化决定了企业的成功就是一群不同人的互助合作的成功;人力资本价值支配了物力资本价值,物力因素要依赖于人力因素;要给人以更高的地位和权利。这一阶段生产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的核心就是促进群体人员的和谐合作,激发每个人自觉、努力、积极地工作。
二、企业管理的演进规律
由劳动力阶段、活机器阶段、人力资源阶段到人力资本阶段,人力价值相对于物力价值不断提高,每到一次跨越性变化的时候,生产管理及其法则都要有调整,管理重心也逐步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移。人力价值对生产贡献权重不同,生产组织者所采用的管理法则也应不同。在人力价值相对较低、劳动行为能够受监控(直接或间接的)时,生产管理法则趋于“对物的管理”;在人力价值相对较高、劳动行为难以受到监控时,管理法则应趋于“对人的管理”。
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生产力,就应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来的生产关系成为它发展的桎梏时,就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关系是否适应于生产力,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是否与生产力性质相一致,而生产力性质则由人力因素与物力因素哪一方处于支配地位所规定。(生产力由人力因素和物力因素组成,二者构成矛盾统一体,矛盾的性质由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规定,处理这个矛盾的原则也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的利益和意愿决定的)。当物力因素大于人力因素居于支配地位时,生产力具有从物性,生产关系自然随之可以为从物性,由此决定的生产管理法则也是“对物的管理”,此种形态将有利于调动物力拥有者组织生产的热情,并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当人力因素大于物力因素居于支配地位时候,生产力具有从人性,生产关系则应随之表现为从人性,由此决定的生产管理法则就必须表现为“对人的管理”,故此,才更有利于调动人力拥有者参加生产的热情,进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并全面带动生产力更好地提高。
在物质资料相对匮乏、人力多且价值相对较低的时候,因为物质资料(包括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处于支配地位,拥有物质资料就可以拥有劳动者,劳动者为了生存只有依附于物质拥有者,由此决定的重物轻人的生产管理法则,虽然抑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但也刺激了物质拥有者投入生产的热情;这时物力决定生产力,只要社会矛盾不激化,对生产力发展不会造成阻碍。但是,当人力价值逐步提高,物力价值逐步降低时,生产管理法则就要逐步由重物向重人转移;当人力价值高于物力价值、社会的物力依赖于人力的时候,生产管理法则必然地、彻底地由“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否则,不仅抑制了人力因素,进而也会抑制物力因素,甚至会带来劳动者的抵制。这样会从根本上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三、西方人本管理的发展局限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在西方先进企业里,已采用了一些毛泽东时代我国国营企业相同的对人管理方式(有的形式上更有过之)。被奉为当代管理最先进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核心员工配置了公司股权(即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享受分配权,同为企业的主人),允许并鼓励员工指正上级的错误;杰克•韦尔奇还打破了以等级制度、操作流程管控员工,倡导以“群策群力运动”方式激励员工并让参与企业管理。摩托罗拉实施了“尊重员工权力计划”,将尊重员工列入企业文化重点,要求管理人员重视与员工沟通,让员工在企业长期发展,帮助员工成为他们所能成为的最优者。美国效益最好的纽柯钢铁公司为了体现管理者和员工是平等关系,破除了管理人员特权等级制度,总经理没有专用餐厅、小汽车、停车位,出差与普通员工一样坐飞机经济舱;在生产不景气时,规定管理人员收入下降幅度要大大高于工人收入下降的幅度。法国、日本为使职工与企业一心,支持员工建立和参与各种管理活动组织。德国也以国家立法制定了《职工参与管理法》,让员工代表可以与股东一样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
美国许多大师级的思想家、管理学家在研究对人的管理时,也把我国企业几十年前的老经验当作了新理论、新观念加以宣扬。如《美国企业精神》一书的作者米勒指出:“每一位员工都必须参与管理工作,把管理人员与工人划分开的传统目前正对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构成最大的阻碍”。彼得•德鲁克也说:“责任心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美国最畅销书之一《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也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理论是工人在企业中享有权利和参加管理,这是早该实行的理论”;还在其著作《中国大趋势》中肯定中国“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即民主集中制)。最该一提的是,我国企业1960年推广的“鞍钢宪法”也在“墙里开花墙外香”(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时今,西方管理已不断由只重“控制人”向重视“协调人”方向转变,并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管理就该是“对人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人力价值大于物力价值、物力的保有与升值要依赖于人力的时代。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企业的发展应依靠人,由此决定,管理法则就要为了人,要有利于促进人的和谐合作,有利于自由地发挥人的劳动意愿,并而有利于充分激发人的能动性。然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物权大于人权,资方支配劳方,合作主体不相平等;资方和劳方各自总会从保护己方利益思考问题,利益根本对立;管理的实质就是监督,不可能有人与人的和谐合作;在资方认为劳动者对己方没有价值时,还会被“末位淘汰”了,资方和劳方只有博弈,劳动者没有意愿自由。由此决定的管理法则既难于依靠人,也不会为了人。在劳动者不能实现自我发展、没有平等的地位、不能公平享受分配权的雇佣劳动制度下,真正的人本管理则无从说起。
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西方无法从改变其社会制度的属性而为人本管理寻找突破,而且,西方没有以人为本传统文化的积累,其根深蒂固的个体本位主义、物本管理思想等也成为人本管理研究与发展的羁绊。毋庸讳言,西方在对人的心理学研究、科学化用人、协作流程及工作标准等方面虽有之长,但却无法弥补在对人管理上的先天不足。其雇佣劳动制度、传统文化资源、个体本位主义等皆会成为人本管理的致命软肋,人本管理的研究与发展已无从向西方看齐。
四、毛泽东思想的人本管理法则
毛泽东思想的管理法则就是人本管理法则,是以马克思人本思想为指导,在认为人的因素大于物的因素的前提下而创建的管理法则;是在具体分析“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化合作生产的基本矛盾,并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前提下建立的管理法则;是从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场,在汲取我国儒家“民为邦本”的人本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管理法则;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一支只有靠人力而物力短缺的军队,并在推翻武装强大的反动政权的过程中,边摸索、边实践、边总结所形成的管理法则。当今,可以说,只有毛泽东管理思想才具有人本管理的鲜明特征,除此以外,举世还没有一套具有完整体系、发展成熟及检验成功的人本管理模式。何以见得?当看一看,毛泽东管理思想其是否足具人本管理成功的必然因素:
(一)主张以组织及成员的共同发展作为目标。强调组织的发展是为了让每个成员得到更好地发展,组织发展目标应兼容各成员所追求的目标。如在革命时期,以“强国富民”作为仁人志士的追求目标,以“翻身解放”作为受苦大众的追求目标;在建设时期,以“大河有水小河满”作为组织和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认为只有一起合作才能实现社会更好地发展,有了社会的发展个人才有更好地发展)。据此,以促成各方面人员自愿协作并促使产生内生的动力。
(二)主张建立公正平等的劳动合作关系。为实现人与人的公正平等合作,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既反对人剥削人,又体现对组织有不同贡献者享有不同的待遇,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以兼顾各个人的能力、态度与业绩的差异。强调人们的合作只有工作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强调队伍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同志,都应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要求决策、考评、分配各管理环节应民主、公正、公平、公开等。由此而解决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根本矛盾,并形成融洽的劳动合作关系。
(三)主张从严管理干部,并要求必须为民服务和以身作则。认为“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是“火车头”。强调除了因工作特殊需要,反对干部有特权思想;强调干部必须克己为民,以身作则,做人民公仆。要求干部应严格遵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并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上建立了一系列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要求干部应多讲道理(即沟通)以启发群众的觉悟,而不仅仅以规则、标准约束群众。告诫干部只要不脱离群众、真正代表群众,就会受到群众的爱戴,工作就会有号召力并得到拥护。对干部的管理在最讲管理制度化、精细化的西方都是鲜有的。为此,才能保证人本管理实施到位。
(四)主张以思想启发激励人,使认识一致而自觉保持行动一致。毛泽东强调:“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认为“胡萝卜加大棒”既不利于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责任心,也不利于团结人与教育人,更不是对自己同志采用的方法。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目的不是为了“赤化”人、感化人,而是为了教育人、帮助人、引导人。认为只有思想通了,才能一通百通;只要认识统一和提高了,行动就会一致和有力量了。如此,才能表现对人尊重和关心,并使人有尊严(面子),进而产生精神力量。
(五)主张实行双元领导制,以确保“驭事”、“驭人”并重,保障决策基于公正。科层管理模式下的“一长制”是以行政命令作为领导方式,只要求领导者会“驭事”,对上负责;人本管理则要求领导者既要精于“驭事”,还要精于“驭人”,并对上和对下都要负责,一头不通都会有碍于领导。“双元领导”让专于“驭事”的领导专心“务事”,让专于“驭人”的领导专心“务人”,以实现“双元互补,二者为公”。固然,双元可能也会产生纠葛。为此,实行“一荣俱荣,一耻俱耻”,强调“双元”在重大问题上必需协商一致,要求工作中相互帮衬、补台、立威,要相互监督、纠错。如此,一则保证企业“驭事”、“驭人”都有更专长的领导者,并实现对人和对事的管理并重;二则双元领导的互补、互助,能够化解内部各方面的矛盾,并促进队伍团结;三则企业有“严父”与“慈母”,企业才更有感召力、凝聚力,才会让每个成员感到企业像“家”一样有归属感,使每个成员“生理”和“心理”得到更健康地发展。
概而言之,毛泽东思想人本管理有五大法则:一讲发展一致;二讲公平合作;三讲治理干部,四讲思想启发,五讲双元领导。在其中,除以上所述外,还包括如下内容: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让每个成员树立为大众造福的崇高思想(文化建设);实行干部梯队建设和师傅带徒制,以满足企业和员工的发展需要(职业生涯规划);实行集体协商、民主集中制,以形成组织共同的意愿与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以帮助同志纠正错误、消除上下级的隔阂、促进同志间的团结;要求干部深入基层(走动式管理)、对群众和蔼可亲(有亲和力)等,使工作不脱离实际并与群众心连心;要求干部带头和树立典型,以榜样的力量而非强制手段带动广大群众;建立企业党组织,以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改善职工福利、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为每个成员送去组织关怀和产生归属感……。现今对人的管理,毛泽东思想这些法则当足具聚人凝心并自由发挥人的劳动意愿吧?离开毛泽东管理思想这些法则,人本管理当无从谈起吧?企业管理发展当以此作为通用法则吧?
管理或“务事促人”,或“务人促事”,殊途而同归。毛泽东管理思想就是“务人促事”的管理方式,绝不是有些西方人理解的“靠信念、靠人治、靠经验”的粗放管理方式。只要认真总结就会知道,毛泽东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一样重视管理的计划、组织、领导、考评、激励职能;不同的是,毛泽东管理思想着眼以协调方式(通过平等协商)推动落实,西方管理思想则着眼以控制方式(通过权势强压)推动落实。如果将毛泽东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进行比较可知,前者的思想源头是以人为本,后者的思想源头是以物为本;前者从人民当家作主立场上讲对人之道,后者从驭人之道、人道主义立场上讲用人之术;前者通过改变劳动合作制度以实现人人平等,后者通过让管理者做出姿态以体现人人平等;前者以共同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后者以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为奋斗目标;前者从思想疏通、精神层面上讲激励人,后者从行为动机、物质层面上讲激励人;前者强调“吏治”,后者强调“民治”;前者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讲对待人,后者从管理的自然属性讲对待人。——企业欲聚人凝心,这两类对人的方式孰优孰劣?在比较中自见分明。
五、我国企业竞争的优胜法则
人本管理和物本管理迥然不同。西方在物本管理有先进经验,但并不代表在人本管理上也具有先进性。从古至今,我国对人的管理上均领先于西方。我国管子在2600年前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固国”,开始意识到劳动人民才是社会发展的柱石;西方至今还认为人力只是资源或资本。孔子在2500年就前倡导统治者应施行“仁政”;西方近几十年才提出人性化管理。商鞅在2300年前就废除了奴隶制;林肯十九世纪70年代才在美国废除奴隶制。今天,举世只有毛泽东管理思想才创建出一套健全的人本管理模式,而且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与之也越来越相通。在对人管理的举措上,孔子只强调改进管理者的思想与行为,商鞅只强调变革不适宜的社会制度(即生产关系),毛泽东人本管理思想则既强调改进管理者的思想与行为,又强调变革不适宜的社会制度,并而从如何自由发挥人的劳动意愿上全面、完整地制定出一套对人的管理原则。过去(至少在我国科技与西方同步的时代),管子、孔子、商鞅等伟人的思想足让我国在几千年领先于世界发展;未来(至少在我国人力资本与西方同值的时代),毛泽东人本管理思想足具再将我国发展推到世界先列。
毛泽东管理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了为民服务和全民发展的精神,尽管之后在我国企业中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除了因为动力机制外(计划经济企业没有市场竞争压力,国家对企业统的过死,利益分配过于公平),是否存在对人管理的原则问题?此外,是否还因为有管理者不能够克己为公、做好表率及侵害员工正当权利的因素?是否淡化了思想沟通和忽视了“双元”领导?而今,在我国,企业已有竞争压力了,企业的经营也放开了,收入分配制度也放活了,社会也认同管理者与员工收入可以保持适当差距了,人本管理时代更需要管理者克己为公、做好表率及保护好员工更多的权利了,人本管理更需要思想沟通和“双元”领导了,那么,在人的管理上除了毛泽东人本管理思想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从管理方式由物本管理演进到人本管理的事实说明,从西方在万千管理原则中选择与毛泽东思想相通的原则的事实说明,从我国的华为、联想等一批新型企业借鉴毛泽东思想管理企业并创造出奇迹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管理思想才是最有前瞻性的、高度的对人管理思想。然而,时今,我们有些企业领导人还在迟疑毛泽东管理思想的先进性,谬误地认为我国科学管理基础不牢(即对物管理),对人管理我们还没有根基(以致对物与对人管理都进入陷阱)。这除了诱发对中国管理历史虚无主义以外,只能会使我们在当代管理中陷于虚无缥缈、迷茫困惑之中。(建议这些领导不妨读一读李凯城的《领军之道》及李敖的《我为什么会相信毛主席?》)。我们应该“师夷之长”,但也要客观分析己所之长,更不能够迟疑己所长而邯郸学步。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罗德•约瑟•汤恩比(1889-1975)博士说:“中国过去的成就和历史经验,已使其足具统一世界的资格”,并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姑且,以汤恩比的观点帮助我们提振对民族的自尊心和对历史经验的自信心吧。尽然,我国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当看企业,企业的发展当看人本管理,人本管理——当看毛泽东管理思想,然则,毛泽东管理思想的价值体现,当看企业是否真正坚守以人为本。
附上我学期的论文,还是拿到4分的,给你作参考。
课程论文
为什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共产党执政的每一任领导人执著研究,切实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不断探究的问题。而邓小平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又是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积极探索并推向更高层次的核心领导人。
那为什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呢?
首先,先从理论上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特点:
一、社会主义是人类各种优秀思想文明成果的汇合,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发展的最高成就;
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独立社会形态,是对以往社会形态的辩证否定;
三、社会主义是广大劳动人民逐渐摆脱被奴役地位的政治方式,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自由和平等权利;
四、社会主义实行混合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能够最充分地体现资源共享、剥削减少的经济体系;
五、社会主义是能够实现最高劳动效率的社会管理体制,它可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人类的精神力资源。
归纳为一句话: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的社会,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加深刻的论证了了解社会主义本质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与当时中国的现状结合起来,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消灭剥削,同时适当的搞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但这些却没有完全坚持下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失误,而这些都是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造成的。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错误导致了初期的失败。事实证明,如果片面扩大公有制,强调阶级斗争,刻意追求计划经济,将背离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过程:不能抹杀本质。苏格拉底曾经问自己的学生“什么是人?”学生把鸡的毛拔了说是人。由此可见,理解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不仅总结了中国本身的经验和教训更是结合了苏联和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60年代,一大批国家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束缚获得了独立,不少国家独立后都向往社会主义,甚至直接把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其中,流行于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潮,比如恩克鲁玛主张的“加纳式的社会主义”,尼雷尔提出的坦桑尼亚“乌贾马社会主义”,在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很有影响。这些新兴独立国家原来想通过社会主义措施来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邓小平不止一次的提出对社会主义本质探究和思考。在《邓小平文选》中,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共有四处:
---1980年5月5日,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概念。
---1985年8月21日,他说:“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共同富裕,是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1990年12月24日,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提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1992年初,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深刻揭示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最后,结合中国的现状,谈一谈邓小平同志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它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它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提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离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难以同右的观点划清界限。同样,仅仅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无法同过去那种离开生产力实际状况“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的“左”的观点划清界限。它揭示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社会改造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首先,它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的论点包括:“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再次,它为我们坚持公有制又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另一方面,完善和发展公有制就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改革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只能按照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和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开拓了思路。
从“开发开放沿海城市”,“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一国两制”直到党的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都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更是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体制。
毛的政策,并不是如一般浅见的人所诅咒的一样,正相反而且是很平凡的,主张:大家作工,大家吃饭,以为想着有饭吃,就得作工,能以作工,自然会有饭吃,这和孙中山先生的“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是一样的道理。
他用最平凡的方法:大地主把土地还给农民,资本家把财产散给穷人,富人也去做他应做的工作,穷人更加紧了他的劳动,合起手来,大家有工作,大家有饭吃,自然而然的民无所争,天下太平。
当人们称赞毛泽东时,他依然平凡的和民众打成一片,说民众愿说的话,办民众愿办的事,训练民众所需要的武力,民众爱戴他们,而说是自己的军队领袖,而乐为之效命。
一)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客观事物的本质去研究和探讨其中所固有的规律性。它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按照这条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根本的途径就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向认识的对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实事求是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即是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毛泽东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就是把“实事”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根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根本立场;“是”就是指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而承认事物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规律永无止境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求”就是去研究、去探索,通过科学研究和各种实践活动,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达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总之,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详细地占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加以综合性的处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可见,实事求是原则简洁明晰地表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根据,又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实事求是原则涵盖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则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以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就能胜利,就能发展;反之,革命就要遭到挫折,就要失败。这是我们党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总结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并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进而把它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
(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同步性的特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之间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而汲取深刻的教训中萌发出来的。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证。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挣扎,那时他就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立志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他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逐步地认识到只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才能找到解放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大批有识之士不顾个人的安危,奋起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提出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结果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西方行之有效而拿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呢?人们都感到困惑。唯有毛泽东洞察秋毫,独树一帜,卓越的远见,发现这些设想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他认为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把希望寄托在什么“救世主”、什么“洋人”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必须依靠“民众大联合”进行革命。这是他从我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因此,他从湖南师范毕业以后,走上社会就更加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363页。)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为了研究解决中国和世界存在的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他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在会章中,他提出要把实际问题的研究和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把社会的实践活动和资料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以理论联系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指导工作,以上这些主张是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轮廓。这对以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及方法的形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正是因为毛泽东非常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他才对国内外各种思想、学说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论武器。确立了他坚定的信念,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毛泽东早年这些卓越建树与众不同的认识,表现在他涉足社会就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的客观实际中去,从而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浓厚的思想基础。同时也点明了二者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三)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辛亥革命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
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四)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年代,毛泽东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
30年代,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1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34页。)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275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0年代,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然而从反右斗争到三年的自然灾害及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或没有进行认真的如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致使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对许多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使党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的渊源和同步性的特征,都是毛泽东在认识和解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